解读宜昌高官叶衡郡守徐宗偃的三游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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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宜昌：夷陵古风

三峡新媒体讯（通讯员：袁在平）在三游洞主洞室右壁下方，有一方关于宋代叶衡赴成都知府任、道经夷陵的纪事石刻。该刻楷书、竖排九行。刻云：

乾道癸巳十月既望，荆帅尚书叶公移镇成都，道出夷陵。郡守徐宗偃祖饯于此；荆南伻（音绷，意使者）吕援、曹掾（职务名）黄牧之，枝江簿尉周熺同来。

标点符号及括号内注释，系笔者所加。题刻中的“荆帅尚书叶公”，即南宋宋孝宗右丞相兼枢密使叶衡。“既望”，即十六日，古称阴历每月十六日为既望。出行时祭祀路神为“祖”；故刻中“祖饯”，意即既是祭祀路神保平安、且又是为叶公饯行。“伻”，即使者。荆南即江陵。荆南，最早为唐代方镇名，即古之江陵；五代十国时，荆南为十方国之一，又名南平国，都古之江陵。因此种种，故史称江陵为荆南。又据《大清一统志·荆州府》引《宋史·地理志》载，南宋建炎二年（），江陵府升为“帅府”；建炎四年（），“置荆南府”。江陵府、夷陵郡同属荆湖北路，江陵为荆湖北路军政治所所在。故此石刻中的“荆帅”，实系题刻者对叶衡曾任荆南府尹职位的尊称。“尚书”，官名，后叶衡曾任户部尚书。这石刻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南宋乾道九年（）十月十六日，江陵知府叶衡，移迁成都知府任，道经夷陵。夷陵郡守徐宗偃于三游洞设宴祖祭饯行，席间有同来送行的江陵府使者吕援、曹掾黄牧之和枝江簿尉周熺。”

此石刻应是题刻于叶衡升为“户部尚书”之后，因刻中有“尚书叶公”之称。据《宋史·叶衡传》载，叶衡及同仁聚于三游洞时，并非尚书，而是“知荆南、成都、建康府”之后，方“除户部尚书”的。“除”，即“拜”、“授职”。那么，该题刻到底是出于谁人之手呢？显然，这是夷陵郡守徐宗偃在叶衡升为了户部尚书之后，方题刻了这方石刻的；因他既是夷陵东道主，且又是这次聚会送行的主饯人，故他是最有条件和资格来题刻这方石刻的。故民国年间湖北省政府官员施方白，于民国二十八年（）在三游洞驻洞办公期间，所题刻的一方《三游洞宋代题名录》石刻中，称此石刻为“徐宗偃等”所题刻的说法，是极具足够依据和极有道理的。

宋代建置所推行的是路、府、州、县制；然而，石刻中又为何有“郡守”徐宗偃和“枝江簿尉周熺同来”饯行之说呢？这就与宋代建置沿革的特殊情况有关。唐至德二年（），唐王朝置今之江陵为荆南镇；唐上元元年（）又将其置为江陵府。大宋王朝于建隆元年（）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四年（），灭掉了南平王（即荆南王）丛海，并沿袭唐置，复置荆南为江陵府；枝江仍由江陵府所辖。因所辖之下属关系，故有“枝江簿尉周熺”同来送行之事。宋袭唐置，又仍置峡州夷陵郡；而此之峡州夷陵郡，则依属宋之江陵府所管辖。《宋史·地理志》载：峡字旧从“石”（旁）。故“硖州”即“峡州”。夷陵郡，辖夷陵、宜都、长杨（即长阳）、远安四县。因沿袭旧郡置及郡名，故乃有时为夷陵郡守的徐宗偃，于三游洞为叶衡“祖饯”及于此后又在三游洞刻石以记之之史事史迹。

叶衡，字梦锡，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任潜县（今安徽霍山县）知县、常州知府、户部侍郎；后历任荆南、成都、建康知府，户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参政知事；之后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当然，叶衡的宦途也并非很顺。在他做宰相之后，因遭司谏汤邦彦进谗而触怒圣上，被贬为安德（今广西靖西安德）军节度副使，郴州（今湖南郴州）安置。直至汤邦彦出使金国不利，被放逐岭南，叶衡方官复原位。

叶衡是南宋一位才华出众、政绩卓著、出类拔萃的高级官员。他跨越了宋高宗当朝晚期及宋孝宗的整个执政期，终年62岁。大奸臣秦桧死后不久，宋高宗亦死。宋孝宗在南宋是一位有民族骨气、比较开明和重视人才的皇帝。叶衡为官，所显示的才能和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为县尉，“治为诸邑”之最好，上司表彰他“作县有法”。升为太府少卿后，他制定出一套利民利国、切实可行的政策，奏请皇上许准，于合肥濒湖大规模围湖筑田，“募民以耕”，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升任为户部侍郎时，整治盐政，既制止了盐营市场中的违法、紊乱，且又有效地促进了盐业生产的长足发展。它受命处置“江淮兵籍伪滥”，不仅很快妥善遏制住了“伪滥”，且还得“治兵之要”。叶衡还很能体察民情，爱护百姓，鲜明地体现出他的“人民性”和“父母官”的本色。据宋史载，任常州知府时，正遇大水灾，他开仓济粮，以振饥者。有人阻挠此事，他不听，并反问：“储蓄正备缓急，可视民饥而不救耶？”时大疫，他亲自骑一匹马，率领医师驰骋于乡野间“偏问疾苦，活者甚众”（《宋史·叶衡传》）。在南宋冗官云集的庞大官僚机构中，叶衡不愧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故《宋史·列传》对他评价很高：“衡才智有余，盖亦一时之选”。又云：“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

《宋史》中所云的“小官”，当然系指叶衡任基层县尉、县令、太府少卿到“知荆南、成都、建康府”等的这段历程。这是他宦途生涯中极重要的历程，是他兢兢业业理政、并事业有大成的历程。叶衡“移镇成都，道出夷陵”，在三游洞留下的既是一个所谓“小官”的脚印，且又怎不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脚印呢？！

三游洞中这方关于叶衡的宋代纪事石刻，既反映了历史人物，且又涉及到历史上的地理和建制沿革等方面的好些知识，这无疑对研究地方史和宋史，均是有着积极意义及颇有史料参考价值的。陆游和叶衡，作为同时代的两位历史人物，是各有特点的。一个是以文流芳；一个是以政铭册。乾道六年（），陆游曾到此寻访三游洞，并留下了好些诗文，历史已记住了他；三年后，乾道九年（），叶衡和同仁们在此聚会，并留下了这方石刻，历史也同样记住了他。显然这方石刻，对叶衡及其同仁们、以及对三峡宜昌极著名的历史古迹名胜地之三游洞，均是有着较珍贵的纪念意义的；而该石刻作为对史事史迹记载的一种载体，它则又是一件永不褪色的珍贵文物。

文章作者：袁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