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治理能力百强县2020发布,前三
2023/1/6 来源:不详百强县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在制度供给和制度执行能力的体现,是推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保持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基础。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沉,县域政府承担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任,是国家治理能力在县域的延伸和要求,是探索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承载着县域居民对实现“善治”的美好愿景。
因此,县域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在县域的具象化展现,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促进县域高质量发展、助力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科学评估我国县域治理能力情况,明确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方向,促进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了《赛迪顾问治理能力百强县()》,系统分析和比较了我国县域治理能力水平及分布,以期为我国县域提升治理能力提供指导,并通过对高治理水平县域进行分析,为其他治理能力相对较弱县域提升区域治理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0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评价对象界定为:截至年2月,全国(不包括港、澳、台)除市辖区、林区以外的个县级行政区划(包含个县级市、个县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通过公开渠道收集、大数据监测等方式获得广泛而全面的基础数据。
02
评价体系构建及评价结果
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建立的评价体系:
1.紧扣国家治理能力内涵
2.紧扣新时代矛盾原则
3.紧扣县域区域特色
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新时代县域治理能力的特点,本研究从制度供给执行能力、深化改革创新能力和社会协调稳定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治理能力百强县评价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12个,具体指标32个。
▲赛迪顾问治理能力百强县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以上评价指标体系,年赛迪顾问治理能力百强县评价结果如下:
赛迪顾问治理能力百强县()
▼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12
03
县域治理能力百强分析
区域分布:江浙领跑治理百强县
年,浙江省及江苏省县域治理能力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省(区),分别有20席和18席县域进入治理能力百强县榜单;山东省、湖南省、河南省及湖北省紧随其后,分别占11席、9席、7席、7席和5席;福建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均低于5席,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年赛迪顾问治理能力百强县各省(区)位次分析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12
梯队分析:强县治理能力优势突出
根据排名,治理能力百强县可以划分为四梯队:第一梯队为1-10名的县域,第二梯队为11-30名县域,第三梯队为31-60的县域,第四梯队为61-名的县域;其中,第一梯队包含浙江省5席、江苏省4席及湖南1席,浙江省与江苏省县域治理能力优势显著,其他梯队中各地区县域上榜数量分布相对均衡。
▲年赛迪顾问治理能力百强县不同梯队不同维度得分数据来源:赛迪顾问,12
均衡度分析:百强县域治理能力均衡度整体较高
上文已从治理能力得分对百强县进行了分析,为更全面地展现县域治理能力,本文接着选用治理能力均衡度来反映县域治理各个维度上能力的均衡情况。
治理能力均衡度越高,表明县域在各个维度的能力均得到发展,意味着县域治理能力是均衡的、全面的,不存在治理能力短板的情况。相反,若均衡度较低,表示县域治理能力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存在能力短板,而其他方面治理能力相对较强;另一方面,存在少数维度治理能力过强,而其他能力则相对较弱;但不管哪种,都表明治理能力需要进行局部优化。那么以治理能力得分和治理能力均衡度为横轴和纵轴,用散点图表示百强县的治理能力两个方面的发展现状。分析结论为:
▲年赛迪顾问治理能力百强县治理能力水平与治理能力协调度分布数据来源:赛迪顾问,12
总的来看,我国治理能力百强县在各项治理能力维度上发展相对均衡,均衡度整体较高,但存在着大量高治理能力均衡度而低治理能力水平的县域。
第一类县域:治理能力高水平高协调度。如图右上区,以昆山、江阴、太仓、慈溪及诸暨为代表。这类县域的治理能力是较理想的,是其他县域提升治理能力的参照标准;需要治理创新才能实现治理能力的新突破。
第二类县域:治理能力高水平低协调度。如图右下区,以义乌、余姚、宁乡、荥阳为代表。这类县域治理能力存在某方面较强或某方面不足,非均衡性较为明显,影响了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需要对治理能力进行局部优化,实现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第三类县域:治理能力低水平高协调度。如图左上区,以瑞安、临海、赤壁、荣成为代表。这类县域的治理能力整体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是整个县域的治理能力相对均衡;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地提升。
第四类县域:治理能力低水平低协调度。如图左下区,以靖边、彭州、永安及项城为代表,这类县域的治理水平往往处于区域治理能力的早期阶段,各个维度能力均不高,且能力发展缺乏均衡性;需要重点突破,全面系统地发展。
04
提升县域治理能力路径
提升县域治理站位
民众对公共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升级,这种“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蕴含了客观化的经济与物质需要,更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性需要与心理性需要,如长沙县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工作,让多重治理目标和治理工具间产生充分的兼容和协作,全面推进了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县域治理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式”的治理,而应该是“多维组合式”的治理,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治理过程的全面及系统性。
促进主体结构多样化
拓展县域治理主体,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等私权利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推进公民自发形成不同属性的组织,逐步实现公民组织化参与,深化促进民间组织、企业及其他组织的成长,并引导与保障其在县域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如桐乡市全面开展“三治融合提升行动”,实现镇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全覆盖,促进了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推动决策执行效率化
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合理分工,明晰责权,积极主动开展绩效管理、社会治理合作、市场效率激励等方面工作。建设政务有议有决、有行有信的政策环境,大力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率,促进政府决策转化为具体政务行为,推进各方面治理水平同步提高,如慈溪市积极推进政府“两强三提高”建设,强谋划、强执行,提高行政质量、行政效率、政府公信力,健全分级负责、协调推进、狠抓落实工作机制,全面提升了决策执行效率。
实现行政管理便捷化
继续坚持“简政放权”的原则,在政府行政管理上做“减法”,市场活力上做“加法”;加强行政审批管理的合法性、必要性,削减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在精简的前提下,政府应推行办事流程再造,减少中间层次、交叉环节和申请材料,实施窗口审批和一站式办理,如昆山市完成“”改革,大力推动实施“证照分离”改革事项,建成多个市民驿站,加大了政府部门内部行政审批职责整合力度,减少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奔跑于窗口办理,使政府与市场各自的功能最大化、流程便捷化、审批便捷化。
加强治理行为规范化
加快建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公共服务机构的信息规范标准,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规范化的全面推进机制,加大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工作的力度,确保规范性制度的推进效果。建立规范化的协调机制,确保推进工作高效化,切实加强对跨部门跨领域规范化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统筹协调,如宜都市各行政机关推动公共服务机构发布规范信息标准化,推进政务服务及监管过程规范化,进而实现政务治理行为的规范化。
推进治理形态数据化
加强大数据在治理中的应用,推动大数据在县域政府发挥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重要作用。利用大数据助力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构建、政府职能监管、政务流程优化和资源高效配置。在大数据的驱动下,县域治理逐步实现从工业文明的政府形态转化成数字文明的政府形态,如海安市政府网站设立多语言版本,大力推行可全程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工作,逐步提升可全程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占政务服务事项总量比例,助力政府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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